毛主席和林彪分歧的由来与演变
九大筹备期间，据林彪秘书回忆：1969年2月的一天下午，林彪对他说：
“主席让我作政治报告，并说，这次报告不用事先写成稿子，叫我口头讲，然后整理一下；如果需要对外发表，就用记录稿。我提出，在党代表大会上正式作报告，最好请中央文革给写个稿子。……主席同意了，最后决定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组成一个小组，起草政治报告。”
毛泽东只要求林彪作口头政治报告，并且先不决定这个报告是否公开发表。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已经表现出毛泽东对林彪的特殊考虑。
1969年2月林彪召集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3人开会，决定先由陈伯达动笔。直至3月中旬，陈才写出一部分初稿。九大召开在即，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由张、姚执笔。一个多星期后，两人就拿出全部初稿。
对此，陈伯达不甘心，也同时拿出初稿，但中央文革碰头会却只讨论张、姚稿。毛泽东对张、姚稿的修改作了具体批示，并在修改稿上加了大段文字。对陈伯达送去的报告稿，毛泽东连信封都没有拆。
毛泽东决定采纳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后，陈伯达置毛泽东肯定张、姚报告稿的态度于不顾，在中央开会讨论张、姚稿子时，陈伯达很激动地抨击了张、姚的报告稿子……会上争论得很激烈。
后来，毛泽东说，可以考虑在报告中加进陈伯达的意见。会上大家都表了态。最后，陈伯达说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泽东说：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毛泽东的一系列言行，不能不使作为“副统帅”和“接班人”的林彪耿耿于怀。据陈伯达的秘书回忆，陈伯达的稿子被否定后，叶群给陈伯达来过电话。她在电话里安慰陈伯达说，不用你的稿子没关系，他们要搞就让他们搞去，林彪同志是了解你的，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林彪对毛泽东没有采纳陈伯达稿子很生气。他问秘书张云生两份稿子哪个好，并轻蔑地说“不要相信那些大秀才”，这是冲着张春桥、姚文元说的。至于让他定稿，他却“呈主席审批”，对这个报告稿根本不看，一字不改。让他作报告，他事先竟看都不看一眼，而且在九大上作报告时情绪低落，有气无力地念着。
或许在林彪看来，毛泽东的天平在“九大”期间已经向钓鱼台“文人”一边倾斜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林彪恐怕还不便让人感觉到他同毛泽东本人有矛盾，或许他那时也不愿意公开同毛泽东的矛盾。也许林彪还是希望同毛泽东之间保持亲密关系，所以他“勉强地接受了中央路线”。
毛泽东与林彪在国际战略问题上的分歧
1969年2月19日、3月22日和4月19日，毛泽东曾先后三次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当时，中共九大报告已就国际问题作了长篇论述，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用于谴责苏联的篇幅要几倍于抨击美国的篇幅，九大报告认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
林彪主张要发动一场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人民战争。按照林彪的公式，“世界的城市”（北美和西欧）将被亚、非、拉美的“农村”包围和征服，要使“井冈山道路通天下，毛泽东思想照全球”。一味立足于战争不可避免，甚至认为迟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深信会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但毛泽东认为仍有再研究的必要，周恩来也要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不要有框框，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甚至全部的修改。
九大以后，在陈毅主持下，四位老帅经过多次讨论，认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中苏战争一时也不会发生，建议党中央利用美苏矛盾，举行中美高级会谈，打通中美关系。
毛泽东同意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的建议，认为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苏美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一方面美苏均以中国为敌，另一方面它们又互相为敌，而现实的威胁是在它们之间；美苏矛盾高于中苏、中美矛盾，中苏矛盾又高于中美矛盾；中国可以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抵制苏联的严重威胁。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
至于林彪是否反对中美接触，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罗伯特·Ｓ·罗斯认为：
“林彪和他在军队的支持者以及与毛的妻子江青结成帮派的激进政治家们认为，尽管美国正在衰落，并且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战失败造成的创伤，但是从本质上讲，即使它不比苏联更危险的话，它也与苏联同样危险，除了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勾结共同对付中国之外，它仍对中国造成威胁。他们建议北京继续实行全面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甚至到1971年7月，基辛格结束中国之行及北京和华盛顿对即将举行的北京高级会晤发表声明之后，林彪的亲信黄永胜将军还在警告人们低估美国的威胁是危险的。”
对于是否允许美国真正从越南脱身，怎样消耗美国的政治、军事力量，林彪和毛泽东也有不同的看法。据林彪的秘书回忆：
“范文同与武元甲约见林彪的愿望实现了。事后，我看过林彪与他们的谈话记录。林彪所谈的内容，中心是一个‘熬’字。林彪对他们说：‘面对强大的美国，你们的办法就是熬，熬就是胜利。’”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越南外宾时说：
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做‘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
林彪的认识与世界的战略形势存在着距离，也多少不同于毛泽东的战略。对林彪和毛泽东在国际战略上存在分歧的原因所在，国内外都有学者认为分歧的核心和实质是“接班人”问题。“在中国被孤立、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的权力就会大大膨胀。当国家处于危险状态时，由一位伟大的革命元帅接毛的班，就无可争议了。而和平和外交艺术（周恩来的所属范畴）的地位就会下降。”
当九大以后，国内政策即将调整，动乱初期的巨大压力已经减轻，军队作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林彪的作用和地位有可能改变。如何巩固林彪“接班人”的地位成为林彪集团的首要问题。林彪因此感受到了压力，他要设法摆脱这种危机。林彪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来阻止政治上的不利形势的发展。然而，如果国际上存在着紧张形势，如果苏美发动战争的威胁始终迫在眉睫，林彪就能以军队领导人的地位和身份，牢固地保证自己地位的稳定。因此，林彪既不赞成缓和中美关系，更不支持采取让美国从越南脱身的政策。
从表面上看，林彪与毛泽东在对外政策和对战争等问题上的分歧是认识判断的不同，但历史的发展说明了，林彪与毛泽东的分歧和矛盾的实质是“接班人”的问题。林彪集团的主张是有着极大的利己性的。
毛泽东与林彪关于军队领导权问题的分歧
关于军队领导权问题的分歧，是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根本分歧之一。这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军队拉帮结派，扶植亲信，搞山头主义，引起毛泽东的警觉。
林彪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凭借其地位和权力，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中逐步形成的。通过拉山头、搞宗派，培植了一批亲信，形成了自己的班底，军队的各要害部门，海、陆、空各军种都安置了他认为可靠的人。成立军委办事组，是林彪企图架空军委和其他各位老帅，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迈出的重要一步。1969年，林彪对其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交给别人。九大时，黄、吴、叶、李、邱均进入政治局，并且把持了军委办事组，林彪集团在事实上控制了军委的领导权。
毛泽东对军队中业已形成山头主义非常警惕。毛泽东在九大期间就提出了“军队要谨慎”的告诫。1971年1月，毛泽东又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中批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这个批语也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甩出的一块“石头”。
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再次特别强调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他还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在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搞山头主义。”
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复强调了军队不要搞山头主义，反复谈到军队的问题：“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他还对地方大员说：“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不当武官。”
二是未经毛泽东许可，发布了“第一个号令”。
1969年10月18日，即林彪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叫林办值班秘书张云生给当时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打个电话，同时，口授了六条电话内容。大意是：苏联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
当晚７点钟左右，张云生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北京的黄永胜。黄永胜即布置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向下传达。黄永胜只记下林彪指示的大意，他向阎仲川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条理，有些地方还作了解释和补充。阎仲川又对指示作了整理和修改，21时30分，阎仲川将林彪的“紧急指示”定名为“第一个号令”，要前指作战组立即用电话向全军传达。
号令全文如下：
第一个号令
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
林副主席指示：
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所谓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
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
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
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四〇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座力炮和八五反坦克炮）。
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执行情况，迅速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叶群只让张云生向黄永胜传话，而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请示报告的事则由她办理。
黄永胜在18日当晚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而叶群于19日才以“电话记录传阅件”向毛泽东等领导人报送。
此件送到毛泽东处，他阅后即在烟灰缸里付之一炬，只留下一个有着传阅号的信封。
毛泽东此举是不满还是为了保密，不得而知。据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这个号令很反感，但当时不便说什么。”
由于执行“第一个号令”，全军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国许多大中城市进行防空演习和紧急疏散人口；海军、空军和11个大军区的部队和重型装备、物资紧急疏散，全军共疏散95个师、94万人，疏散4100余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这些重要情况竟被黄永胜扣发封锁和删改。直到1970年4月2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后，才允许疏散的部队和重型装备逐步返回营区。这次紧急备战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持续时间之长，都为朝鲜停战以来所仅见。
“第一个号令”发布后，苏军美军也随即在全球各地进入戒备状态，世界大战似乎爆发在即。但是最终毛泽东还是采纳了陈毅等老帅们的建议，提出了“联美抗苏”的中国外交新战略。
“第一个号令”的必要性暂且抛开不谈，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林彪发出“第一个号令”这一决策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偶然性等非程序性特点。虽然在秘书和叶群的提醒下，林彪决定报告毛泽东，但“第一个号令”在报告毛泽东之前就已经发出了。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者，林彪不报经毛泽东的批准，擅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一行动已经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而且可能给国家以至世界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这就必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指定留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军委办事组理应将此事向他报告，但黄永胜却没有报告。事后，周恩来对黄永胜事先没有向他报告以及文件的编号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与林彪的多方面分歧的存在以及黄永胜等人支持和执行林彪违背军队指挥原则的“第一个号令”的行动，使毛泽东对党内、军内产生另外的权力中心的危险性更为警惕。
林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的命令在全军得到贯彻执行，正是因为林彪具有“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军事和政治地位。也正是这一命令的贯彻执行，才清楚地表明在军队中已经出现了林彪集团公然无视毛泽东领导权威的严重形势。对于一个关系到全军将士的重大决策，竟如此轻率地作出，而且是否请示毛泽东也是随意的。当时，朱德针对“第一个号令”曾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可见，如果当时能坚持集体领导制或通过一定程序讨论一下，这个决策可能就不会作出。
1970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什么叫权力？没有别的，只有军队。林彪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是矛盾性质发生了变化的表现。毛泽东反复坚持不设立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甚至提出不要“因人设事”的告诫，就发生在林彪不报告毛泽东而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的举动之后，这就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已经发生了动摇。
三是关于军队领导权的争论。
1970年7月，在起草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时，针对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的表述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指挥者的表述最早是在1967年《红旗》杂志第12期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社论中，社论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
在1970年7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伯达与张春桥就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稿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发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改回到过去几年的一贯提法，即将“直接指挥”前面的“毛主席和”四个字去掉。张春桥则主张不改。康生也认为新提法不易译成外文。7月29日，周恩来就此问题当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政治局既然已经讨论修改过，他就不看了。并让汪东兴代其圈去原稿中“毛主席和”四个字。
但毛泽东内心对这种提法极为不满。1971年，毛泽东在南巡时，多次谈到1970年的“八一”社论和两种意见的争论，他认为关于军队的缔造者与指挥者的争论，关键在于指挥权的归属。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他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林彪突出对军队的“直接指挥”，取消毛泽东对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权，是用心叵测的，也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许的。
林立果在空军的权力膨胀，也引起毛主席的注意。1970年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讲用报告”后，空军的吴法宪等人极力吹捧林立果是“超天才”。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非常不高兴。他多次说：“你在那里搞什么所谓‘超天才’。有人说我是天才。我只读了六年土学堂、七年洋学堂，我算什么天才呢？青年人，哪有那么多天才呢？”“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
再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前夕，毛泽东要汪东兴先到庐山检查会议安排及安全情况。汪东兴发现在毛泽东住处的山顶，正在突击修建一座直升机机场。汪东兴就此事问了周恩来，周恩来说他不知道。周恩来后来追问黄永胜，黄永胜说是他下“命令”建的，经过“林副主席批准的”。像这样的事，事先必须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并经他们同意后才能进行。
后来，毛泽东交待汪东兴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得知庐山周围部署有陆军师和空军师，陆军的坦克内有火箭装置，空军装置机动能力很强。汪东兴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了。所以，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以点陈伯达为名，揭露林彪一伙“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
毛泽东这样写《我的一点意见》，显然和他在庐山会议前，了解和掌握林彪一伙一系列不正常活动情况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时，还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
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林彪集团在设立“国家主席”和“称天才”问题上与江青集团发生了正面冲突，并导致了与毛泽东的矛盾尖锐化。在修改宪法的过程中，围绕着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毛泽东和林彪发生了一场直接的争执。毛泽东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一再坚持要设立国家主席。
1970年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林彪毕竟是一位“战略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他一反“主席拥护的你就拥护，主席反对的你就猛反对”的行为准则。他看准了以批张春桥反“天才论”、设“国家主席”为借口发难，可以赢得多数人的赞同，一方面使自己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逼毛泽东不得不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让步；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打击张春桥。而一旦确立了国家主席制度，总理人选必须由国家主席任命，这样，张要当总理，必得通过林彪这一关，林彪就可以遏制他。况且，这种做法也就避开了同毛泽东发生直接对抗的可能，这一招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着“妙棋”。林彪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用他特有的推崇毛泽东的手法，发表了富有煽动性的讲话。
林彪着重讲了“元首”的问题：“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林彪还说：“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林彪明知毛泽东反对设国家主席，明确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却换了一个名词，用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元首”这样的称呼，实际上又把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把“元首”即国家主席的头衔强加给毛泽东。他还说：“这个领导地位，在国内、国外除少数极端反动分子以外也都承认。”
林彪还话中有话地批张春桥反“天才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解放人类的科学，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
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听了当场没有任何表示，似要看事态的发展。
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对林的发言“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林彪集团的成员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小组会上散发他们搞的恩格斯、列宁等称“天才”的语录，声称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并鼓动与会者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
在小组讨论过程中，林彪的讲话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拥护。在讨论中，还有人提出《宪法》应写上“毛泽东是国家主席，林彪是副主席”的条文。有的人发言中点了张春桥的名，有些人不点名地批评江青。
吴法宪在西南组的发言中说：“在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吴法宪制造政治局内部存在的反对“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尖锐斗争，可以借机打击对立面康生和张春桥等人，还可以树立林彪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形象。
陈伯达抢先在华北组发言，他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还大谈“天才论”，并引用吴法宪的话说，“就是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这样，整个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轻信了他们的发言，纷纷批判“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人。在华北组讨论发言中，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首先建议在宪法的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的条款。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汪东兴，也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汪东兴说：“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有的说不当国家主席可以减少些事务，如接见外宾等，事实上凡到中国来访问的外宾，绝大多数主席都接见了，主席不接见他就不走。主席的接见，影响是巨大的。”“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据大会秘书处印发的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4日）载：
“大家热烈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的讲话。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这些情况使林彪等人十分高兴，林彪让秘书把华北组的简报念了两遍，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实质问题。”邱会作给在北京留守的黄永胜打电话说：“现在可热闹了，都动起来了。”林彪集团自以为胜券在握，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忽略了决定性的因素——毛泽东的态度。
8月25日上午，江青率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的住处，向他反映会议上发生的情况和“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引起的巨大反响。这次见面到底谈了什么，如何谈的，尚没有见到详细可信的材料，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毛泽东下决心抓住这一时机，解决林彪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8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被他称为“反革命简报”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毛泽东在会上气愤地说：“设国家主席的事不要再提了，让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他还对林彪说：“我劝你也不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当面给了林彪一个警告。当晚，周恩来主持各大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常委会的决定。
这样，会议的形势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林彪一伙顿时慌作一团，吴、叶、李、邱立即找小组秘书收回自己的讲话，已经写成简报的也不让印发上送，完全乱了阵脚。此时，林彪集团只能转攻为守，尽量把事往陈伯达身上推，上保林彪，下保自己。在这一回合的较量中，林彪集团打了败仗。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制止了林彪集团成员的活动，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对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久，陈被定为“反党分子”。至此，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争执才告结束。
客观地说，设立或不设立国家主席，完全是一种具体的政治体制问题，是可以充分讨论的，并不涉及反党甚至反革命的问题。毛泽东主张不设，并不等于最后决定，况且全会的主要议程就是讨论修改宪法，更可以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设国家主席与否，是国家体制的一个具体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提出几种方案，并进行酝酿、讨论，是无可非议的。一些同志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建国以后国家主席一直设立，已成为我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因而坚持设国家主席，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法学家张友渔在1982年说：“设立国家主席是我国1954年宪法规定的重要制度，在十年动乱不正常的情况下，把设主席的规定全取消了……本来，对国家制度来说，对内对外代表国家的国家主席是不可缺少的。”
王德祥在《试论我国国家主席制度》一文中也说：“从1966年之后，由于十年内乱，国家主席被迫停止了活动，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1975年修改《宪法》时，正式取消国家主席的设置，使我国元首制度处于不明确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宪法》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这两部《宪法》在设置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指导思想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它要把国家主席看做一种人为结果，这就不能不给我国机构的设置带来消极的影响。”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恢复设立国家主席，这对健全国家体制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也比较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习惯和愿望。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不正常的年代，一个正常的问题却成为一场政治斗争的导火线。这场争执表面看起来是关于国家体制的意见分歧，实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
毛泽东之所以要取消国家主席的设置，并不是从国家体制的角度认为不应该有国家主席，实际上，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时，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国家主席，目的是为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设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而此时，毛泽东不赞成设立国家主席则是出于政治上的种种考虑。毛泽东在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事隔十余年，他更不愿意再就任此职。但若由其他人担任，则在党的主席之外，又有一个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前车之鉴”，不能不考虑。而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问题反击林彪集团，也是毛泽东意欲削弱林彪集团宗派势力的有效手段。
而林彪等坚持设国家主席，也并非坚持这种体制。林彪等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做文章，主要是为了借此巩固其地位，并打击江青集团。因此，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成为林彪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基本策略。
正因为上述因素的存在，这场争执才演变成为一场严重的政治冲突。
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在庐山会议上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还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办法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毛泽东自称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的办法有四条：
一是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
二是1970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三十八军委员会《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说乱跑，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使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问题。
三是1971年1月8日，毛泽东在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上批示，指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济南军区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开展了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四是1971年2月，毛泽东严厉批评军委办事组召开的军委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毛泽东称这些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为了打破林彪集团包办军事工作的局面，1971年4月，毛泽东派纪登奎等人参加由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毛泽东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掺沙子”，“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这样可以对林彪的权力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1971年1月，毛泽东指示改组北京军区，免去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李雪峰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这就是毛主席在南巡谈话中所说的“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1970年12月，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华北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揭发批判陈伯达在华北地区的一些活动和罪行。
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首先是在高级干部中，揭露林彪集团的真面目和提高思想认识起了积极作用。而对于林彪集团，则既是教育挽救，又是对他们权势的削弱。
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及会后，屡屡强调要“保林”的态度也在不断动摇。1970年12月，毛泽东与斯诺会晤，对林彪鼓吹的“四个伟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说“‘四个伟大’是形式主义，讨嫌”。1971年5月底，中共中央向各地下发了1970年12月《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这个谈话作为中共中央文件的附件发至全党，实际上是公开了毛泽东对林彪一些做法的反感和不满。
而此时，毛泽东等待林彪自己觉悟的耐心正在动摇。到1971年夏，一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分别同湖北、河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
1. 着重谈了1970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同一些人搞突然袭击抢班夺权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以及同他们一伙关系诡秘的人。
2. 讲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3. 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指出：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
林彪探知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特别是毛泽东谈到“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还明确地讲到仍有“两个司令部”的存在等内容后，已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认为自己已充当了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毛泽东已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他了。
毛泽东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后，还要找他们谈谈”。
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对林彪完全失去了信任，并把他放在了与自己对立的位置上。但直到此时，毛泽东仍没完全放弃对林彪要保、要教育的态度。
林彪一伙虽受到打击，却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夺取最高权力的方式。1971年8月8日晚，叶群与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林彪家里密谈。据吴法宪、邱会作在“九一三”事件后交代，这次密谈重点讨论“四届人大”过关问题。叶群说：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也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叶群还说：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黄吴李邱都要保，你们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叶群还说：办法总会有的，“天无绝人之路”活（豁）出来。吴法宪顺着叶群的话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吴法宪后来交代：“我这个话是响应林彪、叶群搞反革命政变的话。这句话来源于林彪。”于是，林彪一伙总结失败教训，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林彪集团凶恶的一翼——以林彪之子林立果为头目的“联合舰队”，在这种形势下开始跃跃欲试。林立果对九届二中全会有个分析：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个谈话要点，反映了林彪集团对庐山这场斗争的估量，暴露了他们的政治野心和反革命阴谋。同时透露出“联合舰队”将要走上第一线，欲图用武力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1970年11月，林彪对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
1971年，林彪在苏州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可局势的发展，使林彪集团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随着批陈整风的深入，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岌岌可危，林彪集团的宗派势力濒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林彪集团面临着两种选择，或是改正错误或是对抗到底。林彪集团选择了后者。以林立果为首的法西斯组织“小舰队”开始走上前台，他们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决心铤而走险，准备以武装政变拯救其即将覆灭的命运。
1971年9月5日和6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决定在旅途中对毛泽东主席实施谋杀，发动武装政变。9月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并由林立果、周宇驰对江腾蛟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进行具体部署。
正当林彪集团的小舰队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对他们的阴谋有所警觉，突然改变行程，于9月12日安全回到北京。
谋杀毛泽东的计划失败后，林彪遂于13日零时32分登机强行起飞出逃，途中机毁人亡。
至此，林彪接班人的闹剧落下了帷幕。“九一三”事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震动中，毛泽东受到的震撼首当其冲。在逐步失去对林彪信任的最后一刻，他也未必会想到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会是如此结局！
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毛泽东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反修防修”，经过五年的天翻地覆，竟结出“九一三”事件的苦果。林彪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措施进行重新审视，对一些过激做法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