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选林彪当接班人，
党内有没有不同意见？
老兵读史 来源丨文史学苑
▋林彪推说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这个态度，指责说：“你想当明世宗！”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业生产的报告》后，借题发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等。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同时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挥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封信中毛泽东理想的社会蓝图是：人民解放军、工人、农民等各行各业包括学生，在做好自己本分工作之外，都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从事农副业生产和开办工厂等等。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它所指出的方向被称为“五七道路”。
毛泽东这封信由林彪转呈中央，5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并加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8月1日，在决定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将这封信的基本精神向全国公布。
在这个时候公布这样一封信，表明在毛泽东心中只有林彪才与他“志同道合”，才是他实现理想目标的亲密战友，这在更高层次上突出了林彪。
识别和判断“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毛泽东与林彪的个人关系，有两个最为重要的文件：一个是林彪“五一八”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另一个是毛泽东“七八”给江青的信。
发人深思的有两个重要情节：一个是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写成后（见毛泽东致江青的一封信【信息量巨大】），在武汉给周恩来及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过，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后飞赴大连，将信的内容转告给了正在那里休养的林彪，林彪同样表示了不安又有悔改的意思，答应回京后修改他的“五一八”讲话（见林彪“政变经”【上】；林彪“政变经”【下】）。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林彪的不安是表面上的，他依然我行我素，继续用“顶峰”、“最高指示”、“四个伟大”一类语言颂扬毛泽东。另一个重要情节是，毛泽东与胡志明谈话、给江青的信后一个多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将林彪确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1~12日在北京召开，由毛泽东主持。会议开得气氛紧张，在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批判之后，全会临时增加了一个议程，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林彪的出山，一开始也确实非他所愿。他原本是请了病假不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当时他在大连休养。毛泽东让汪东兴给林彪打电话，请他参加下一步的会议。林彪于6日飞回北京，由于天气热，汪东兴安排他住进有空调设备的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他一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就亲自登门看望。林彪推说身体有病，不愿意当接班人。毛泽东很不满意他这个态度，指责说：“你想当明世宗！”明世宗即朱厚熜，是宪宗孙，孝宗侄。武宗死，因无子嗣，厚熜当了皇帝，年号嘉靖。厚熜后来喜好黄老之术，久居深宫，不理朝政。毛泽东的话，是对林彪长期托病的严厉批评。
会后，林彪取代了刘少奇，成为公开报道的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陈毅对林彪当接班人表示不满，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确立后，党内并非没有不同意见。比如陈毅，就对林彪当接班人表示不满，认为要选接班人，应当是周恩来。大概针对林彪并不完全服众的情况，1967年9月24日，毛泽东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再次明确说：接班人当然是林。
在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当选为唯一的副主席，他的接班人地位写进了党章。林彪的名字写进党章是江青提议并力主的，康生、张春桥也都赞成写上。林彪要求把党章草案上提到他的那一段话删去，康生不同意，说这是林彪同志谦虚，这一段话必须保留。
一开始，毛泽东是不赞成把林彪的名字写进党章的，至少他没有想到过写进名字这一点。但他经不住江青等人的鼓动，最后不无勉强地说：既然你们都主张，那就写上吧。
应当说，此时毛泽东对林彪是满意而又信任的。在他看来，林彪是忠诚于他和他的思想、路线的，林彪不会是赫鲁晓夫，不会在他百年之后反他。
▋毛泽东对选林彪为接班人也曾犹豫不决，但天平最终还是倾向了林彪。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选择接班人问题。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曾向赫鲁晓夫谈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有条件接替他的工作。以后，毛泽东又讲过，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1961年，他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也提到，刘少奇是他法定的接班人。但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疑忌与日俱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借助军队支持，他开始倚重林彪，对林彪寄予极大希望。林彪的地位开始直线上升。
可是，挑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毕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毛泽东在选择林彪为接班人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至于什么时候决定林彪替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毛泽东并未说明。具体时间虽无从考定，但从1970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看，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已决定让刘少奇下台。毛泽东在1965年夏天会见来访的法国文化部部长时还说，我和戴高乐一样，没有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曾对王稼祥说：将来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因为两人的年龄差不多。到底是谁，没有定。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信》中也流露出对林彪能否当合格接班人的犹豫态度。
即使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毛泽东对于自己已经看中的林彪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的。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在邓小平被打倒后的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曾单独与王力谈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还是常委。”如果王力的回忆可信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接班人的担忧，对后路的选择。
上述这些讲话、信件表明毛泽东对林彪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保留的，但毛泽东的天平最终还是倾向了林彪。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几件事的态度和做法上起到了使林彪成为接班人的直接铺垫作用。
从1957年1月南宁会议起，毛泽东明显地对在此以前的国务院工作不满意，对周恩来、陈云还有刘少奇不满意，随后有增加中央核心领导的考虑，以保证他退居“二线”后，中央权力不致出现真空。他曾在这年向来访的伏罗希洛夫元帅正式说：“我将辞去国家主席，我想到大学里去当一名教授。”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世界各国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我将辞去国家主席。对于接班人，他顺序讲了4个名字以及他们的优缺点。
他板起指头说：“第一是刘少奇。这个人原则性很强……但是灵活性不够。第二是邓小平。这个人原则性强，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第三是林彪……”（参阅美国中情局密测毛泽东的“接班人”）
1958年3月成都会议结束。4月林彪即向毛泽东提出改动军委扩大会议主题。5月25日八届五中全会作出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的决定。这之间毛泽东的想法和林彪的突然活跃不无关系。
二是1956年后，毛泽东探索新道路，在国内方面提出反对教条主义。1958年推动搞“大跃进”，在成都会议上又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即要破除苏联教条的迷信。林彪有显示一下自己紧跟毛泽东的需要，回京便碰上了训练总监部内认识有分歧这个可以加以利用的题目。
三是1956年底匈牙利事件中军队很快瓦解，1957年苏联出现了朱可夫事件后，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从借鉴教训的角度，对中国能否出现类似情况也有所考虑。彭德怀多次谈这个问题便是一证。
彭德怀说：“朱可夫事件暴露了苏军在（不少方面违背列宁建军原则）这方面的弱点……我们所以要严肃地批判反教条主义。”这种考虑，似乎也是毛泽东同意林彪在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林彪这一段时间活动颇多，并向毛泽东建议更改会议主题，究竟还有什么背景直接有关，有待进一步探讨。但是，从后来林彪一连串打击陷害其他将帅的事件和做法来看，他每次提出一个独特的新题目，都带有打击他人、显示自己、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向上钻营的特点。
林彪对当接班人没有思想准备，内心忐忑不安这一点，从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可以看出来。他几次表示说：“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意料是要出错误的，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既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从1965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到1969年中共九大，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总起来说是融洽、和谐的，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至少没有公开发生过“顶牛”现象。然而到了九大，事情慢慢起了变化。再到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两人的裂痕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