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创建

李　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五十年前，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彻底改造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团结在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创立了我国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和继续发展开辟了伟大道路。这是毛泽东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做出的伟大贡献。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切入点，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和发展的一个主要生长点。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号召，这时深入研究毛泽东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创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经验，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毋庸讳言，我国思想界在认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作用和历史经验方面多有争议。分析这些思想分歧，有益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历史结果和历史作用，也有助于推进理论思想的创新和健康发展。

怎样尽快改变我国农村的面貌，从新中国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党内是有过一些不同的认识，但是很快就统一认识，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得以顺利完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问题是在后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学者肆意渲染和夸大那时已经统一了的不同认识，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指责、批判，直至全面否定，形成了这样几种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

一，“唯意志论”。这种论点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改造看成是毛泽东个人的事情，硬是把一场改变我国农村社会面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和主观意志，从而否认社会主义改造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历史结果，进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合理性。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不是哪一个人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的，更不是哪一个人哪一天下个命令，第二天社会主义就搞成了。在我国之所以搞起了社会主义，是因为有那个客观需要，是因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坚决跟着共产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任何人拦也拦不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奋斗历程，根本不存在哪个人的主观意志问题。

二，“人为加速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太快，是不正常的，硬说这是毛泽东个人作用的结果。那么什么速度合适呢？一些学者认为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设想的十八年，用“十八年”这个时间表来剪裁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进程，于是“十八年”成了判断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正确与否的标准；至于为什么 “十八年”是正确的，不是“十八年”就是错误的，持“人为加速论”的学者从没有解释过。在速度问题上，把一种设想的大概的时间表当作判断历史进程正确与否的标准，不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是“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①] 反映出这些论者的思想是多么严重地背离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发展的速度即历史进程本身是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一段历史的进程或快或慢，为什么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只有从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相互较量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况且，人世间的事情又有哪个不是人为的呢？不去主动地改造社会，不要说社会主义改造，任何社会变革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

三，“翻版论”。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苏联，特别是克服了先有机械化才能搞合作化的思维屏障，经过了互助组、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和土地公有的高级社等步骤，彻底铲除了存在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创造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组织形式，打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道路。关于中苏两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若干不同方面，毛泽东做过明确的解说，“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②] 可是一些学者就是视而不见，硬说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是三十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翻版，试图通过全盘否定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来影射，直至否定我国的农业合作化。

四，“剥夺农民论”。是农业合作化实现的土地公有制，消除了我国农村几千年来土地私有制造成的阶级剥削，从而使全体农民一劳永逸地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我国全体农民几十年来为国家工业化、现代化承担了巨大的人力、物资和资金，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但是一些学者却把以实现土地公有制为主要任务的农业合作化和全体农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而做出的巨大历史贡献，歪曲并诬蔑为是对农民的剥夺。其中，把1953年梁漱溟与周恩来、毛泽东的一次争论，[③] 视为一桩须重新评价的“历史公案”；他们吹捧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依靠军阀地主阶级搞得短命的“乡村建设”，极力回避梁漱溟搞“乡村建设”的宗旨是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回避受到当地贫苦农民反对和彻底失败的历史事实，误导读者以为梁漱溟搞的“农村建设”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以此影射、贬低，直至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

五，“超越生产力论”。这是批判和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新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远没有达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程度，搞社会主义改造是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一理论观点的实质和特点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用抽象的空洞的生产力概念讽刺、挖苦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视而不见社会主义改造在改变农村社会面貌，在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方面发挥出的巨大作用，视而不见我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的巨大成就。那么什么样的生产力，或者说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才能搞社会主义呢？他们远远地回避这个问题。其实，这种自欺欺人的观点不过是重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否定十月革命的老调，没有任何新东西。马克思的生产力学说指明，“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④] 无疑，革命本身——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那一时期我国全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革命阶级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社会生产力。用“生产力”概念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毫无共同之处的，反而暴露出这些“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⑤] 距离马克思主义是多么的遥远。

六，“超阶段论”。认为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谈到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若干论述，才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实际上没有发生过因而也不可能得到回答的问题，即把“新民主主义社会”搞得时间长一些，中国的发展“可能”更好。在这个伪问题、假问题下，企图从主观编造的“可能”这一虚假的逻辑出发，演绎出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现实结论，硬说我国过早地搞了社会主义，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或明或暗地要求恢复“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论调，与公开要求我国退回去补资本主义课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

这几种观点互为补充，共同的结论都是一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应当退回去。二十多年来，理论界不绝于耳的批判社会主义改造的声音就是这么来的。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我们看来，上述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恰恰是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生动实践，表现了最鲜活、最深刻、最浓郁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色，是毛泽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成果。

这些思想理论上的分歧，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特别是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和理论思想中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揭示出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种现象，“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因此自己的运动还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放弃的手段。”[⑥] 列宁把握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深刻剖析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指明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之后，“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俄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告诫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实践和理论上清醒地认识到 “这两种思想之间横着一条鸿沟”，“应该懂得和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完全和彻底决裂的必然性和绝对的必要性”。[⑦] 马克思、列宁的这一理论思想，照射出我国理论界“超阶段论”的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实质。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到来，当历史的发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曾是革命同路人的某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早或晚地要停止前进的步伐。

毛泽东真正领会和把握了马克思、列宁的这一理论思想和革命经验，科学地制定了中国革命“上篇”和“下篇”的战略策略，[⑧] 要求全党不仅在思想上，更要在行动上把握住“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⑨] 所以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一经产生，就坚决地从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切入点和结合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生长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实际表现和伟大成果。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什么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样一个光辉的典型！

二

毛泽东说得对，“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⑩]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只要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成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所谓新中国之新，一个基本的社会内容和社会特征，就是把一个几千年之久的土地私有制的旧农村彻底改变为土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带领我国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呢？这个问题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在这里：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口号——“组织起来”！怎么组织起来呢？是由农民自己自发地组织起来实行社会改革吗？这是不可能的，行不通的。必须经过共产党把农民组织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一条基本原理，紧紧地抓住了它，农民问题的解决就走上了正道；违背了它，就会生出无穷的麻烦，受到历史的惩罚。

为什么我国农民必须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呢？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历史实践。所以在为新中国到来的历史准备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11] 毛泽东指出的我国农民穷苦的原因，适用于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环境。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一百多年半殖民地的历史证明，五十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一家一户的农民在以竞争及其淘汰为基本规律的市场经济里闯荡，他们的命运必然是重蹈他们的先辈两极分化的道路。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者都不能摆脱私人资本对他们的束缚。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对于一切劳动者来说，他们摆脱贫困的起点就是首先要“组织起来”。这就是为什么马、恩、列、斯著作的扉页上都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政治上组织起来，必然要求并带来与此相适应的经济上的表现，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和社会化就这样历史地产生了。但是，如果以为“组织起来”就万事大吉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了，发展道路就一帆风顺了，未免太书生气了。“组织起来”以后，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和一系列的任务有待解决，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但是“组织起来”却是根本解决农民问题的唯一的切入点和出发点，是唯一正确的前进方向，是为他们彻底摆脱贫困和走向共同富裕的人间正道。为了把农民劳动者的这种“组织起来”牢牢地巩固和壮大起来，必须从历史条件出发，有分别、有步骤地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及其生产的社会化。在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中，生产资料的集体化是首要的基本的历史任务。

三

土地改革是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准备。以“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的土地革命即土地改革，横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正像马克思指出的，“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12] 同样是土地改革，在新中国实施，它的历史作用发生了本质变化，结出与民主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果。由于工人阶级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根本改变了，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大工业建设带动下，这时的土地改革已经不能继续旧中国土地私有制的老路了，而是成为走向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化的桥梁。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就沿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前进。反之，当农民与工人阶级联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组织起来，土地改革就受到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走上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诚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13] 可以说，对个体农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1949年 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明确决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14]

我国自古以来，无论是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还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实施的“均田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平均地权”，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企图实现的“普遍的中庸”，不论进行得如何，从未能使农民摆脱奴役、贫困和破产。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人多地少，迅速的两极分化是我国农民土地私有制及其历史上各种改革的必然结局。另一方面，农民小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15] 是没有前途的，只能在两极分化中不断地把贫穷和破产再生产出来。这种历史的结果已经反复地被中外经济史所证明。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有精深的把握，对中外经济史有透彻的了解，对国情做过透彻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迅速地发展起来”；“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16]

那么不去主动地把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在土地改革后让个体农民经济放任自流，将会怎样呢？毛泽东从已经发生的问题中看出了其中正在演变的趋势和已经开始显现的社会恶果：“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17]

毛泽东对我国农村和农民中两种倾向的分析简明深刻，力透纸背。历史证明，我国农民完全接受毛泽东为他们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

四

企望一次行动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样的想法是十分幼稚的。社会主义改造及其产生的农村合作集体经济，在那时不会也不可能全部解决农民、农村、农业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或几百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看待这样一段重大历史进程，分析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历史结果、历史作用，我们应当看事情的本质方面和主流方面，就不会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是非不分。

我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状态，是毛泽东确定农业合作化历史任务的主要根据。那么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到底是什么呢？或者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就是变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为土地集体所有制，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18] 就是“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19] 一些学者对那时多数农民的困难和农村两极分化的现状或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我们与他们的种种分歧，说来说去，最后都落到土地制度的变革上，一方要彻底革除土地私有制，一方以种种理由要保留土地私有制。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百年的半殖民地社会，是土地私有制导致土地的买卖及其掠夺，造成土地兼并，使农民无立锥之地，而陷于贫困和死亡。这也是旧中国战乱频仍、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古今中外，无论是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还是资本主义的土地私有制，从未能使全体劳动农民富裕起来，没有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彻底解放。特别像我国这样人多地少，土地私有制的恶果就来得更加迅速，更加猛烈，破坏性更大。为什么我国改朝换代那样频繁，社会发展迟缓，原因就在这里。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已经存在和延续了两三千年了，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早已耗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马克思说得好：“人类始终只是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20]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为彻底埋葬土地私有制做好了历史的准备，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土地公有制开辟了道路。毛泽东紧紧把握住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契机，领导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社会革命。

“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21] 这个基础就是土地公有制，它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一条最基本的分界线，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命线。正是彻底铲除了存在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打造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活动舞台，把全体农民团结在统一的现代社会组织和经济体系即合作社中，为实现我国农业、工业的现代化，并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途。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切成就就是在土地公有制的社会舞台上创造出来的，现在的改革开放也是在这个舞台上展开的。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历史地位就在于此，由此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道路。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是来不得半点书生气的。土地制度的革命是直接关系到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各民族的大事，不许有任何一点鲁莽和轻率，更不能久拖不决，只能抓住主要矛盾，排除一切干扰，大刀阔斧，尽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只有一个，我们不能主观地给它增加更多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改造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也不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况且，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任何时候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央的大政方针在各地具体落实中，必然因为各地农村生活条件的千差万别，尤其是各地农民和农村干部的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上的千差万别，在实际生活里和实际工作中衍生出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人间活剧。毛泽东当时就指出，“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22] 农业合作化之后的一系列问题，是要在土地制度的改革完成后，有分别有步骤地加以整理和消化。说农业合作化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笔者认为那才是正常的！当年毛泽东就风趣地说过，“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23] 是啊，如果社会主义改造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还要我们这些后代做什么呢？！比如，有人说合作化没有解决农村劳动力出路的问题，提出这样的要求显然是极不恰当的，大大超过了实际的可能。农村劳动力出路的问题，不要说在五十年代，就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就是再有几十年，这个问题也未必能够解决。农民中的许多问题，如农业生产的问题，提高农民素质的问题，消除城乡隔阂的农村城镇化问题，都不是孤立的，也不单单是农村本身的问题，必须有农业以外的生产部门配合才有可能得到解决。许多问题不仅在我国，甚至在全世界都将长期存在。不仅如此，还会不断地产生出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比如后来随着1958年全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物资和人力，因而推动了农村生产合作社的公有化程度，服务于全国经济建设的人民公社体制超过了农村自身生产和生产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从而妨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其后二十多年里，随着农村劳动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农业生产条件及其生产水平的提高，手工劳作和集体经营的矛盾更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解决这一发展起来的矛盾，遂成为新时期我国三农问题改革的首要任务，于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特征的双层经营体制成为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五十年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与七十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农村改革的任务是大为不同的，将二者对立起来的思想观点是非历史的，是不科学的。毛泽东对农民无论是革命的方面还是保守的方面都太熟悉了，早就告诫全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要解决农民的各种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24] 只要人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难发现，用所谓长期遗留问题苛求和批评农业合作化是不科学的，不现实的，也是违背社会生活常识的。

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席卷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群众运动和伟大的社会革命。对于关系到当时五亿农民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又是怎样认识呢：“不能借口‘严格遵守自愿'而不搞合作化。自愿也要引导。我们在合作化中间，先引导贫农和下中农入社。农村有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入社，合作化就是势不可挡了。任何运动中，总有一部分人是随大流的。造成了形势，他们就可以跟上来。”[25] 这样的思想，只有久经沙场，具有特别丰富的社会生活经历和群众运动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如此透彻地表达出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不要说在农民阶级中，就是在工人阶级中也不能自发地产生，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因此必须积极主动地教育和引导全体农民。[26] 经过“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团结核心，组织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在整个过程中，党起引导作用，反对包办代替”，才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27] 正是因为毛泽东有极其丰富的革命阅历和革命胆识，有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不被局部的、琐碎的事情所纠缠，才超越了那些在常人眼里看似严重而实际上无碍大局的情况，成就了农业合作化，打开了史无前例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

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雄辩地显示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他驾驭历史航程的雄才大略。他对我国农村状况的分析和对农民状态的把握是那么的深入，那么的准确，因而对整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预见和安排是那么的及时，那么的到位。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理论体系及其政策策略方得以系统地建立起来。

五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与否，不仅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还依靠千百万能够坚决贯彻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我国的农民运动，在历史上就一直是思想解放和人才辈出的沃土，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得以成功的最伟大的干部学校。我们现在讨论人才观和执政能力，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发现和培养人才，怎样培养和锻炼干部的组织能力从而成功地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呢？毛泽东是这样做的：

——“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显然，所谓现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由此，毛泽东提炼出这样一条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28] 毛泽东就是“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在农村第一线这个最实际的大课堂里，培养出千千万万的热爱农民的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组织和领导了有五亿农民参加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培养出来的干部“ 是土生土长的，联系群众”的，[29] 具有很强的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能力，懂得怎样把党的路线和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正是有了这样一大批真正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热爱农民的共产党员和干部，才由他们联系和组织了广大农民群众，从中创造出了适合农民并为农民所接受的实现合作化的方法和步骤。这是多了伟大的创举，多么伟大的胸怀啊！什么叫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毛泽东的实践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最生动、最具体的解释。

那么在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是怎样通过农村合作化为土地公有制所取代的？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来自合作化第一线的实践经验，做了理论上的归纳和说明，而历史的进程就是按照这样的步骤走过来的：“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0]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步骤呢，它的好处在哪里呢？毛泽东分析指出：“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私有观念很深，我们是逐步地引导他们改变这种私有观念。互助组只能解决集体劳动的问题，土地等生产资料基本上还是私有。到了初级社，因为农民的土地有多有少，不能不采取土地入股的办法。经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进一步改变了农民的私有观念。”[31]“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32]

毛泽东思考得多么周到，多么深入啊！这是对农民特别了解，具有特别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和农民运动经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想到的和做到的。

六

1955年7月，中央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是一篇至今读来依然振奋人心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的经典，邓小平是这样评论的：“毛主席的报告不只是从理论到实际最透彻地解决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问题，而且对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社
会主义改造的各方面，具有普遍的意义。”[33]

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得好，学历史使人明智。历史实践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根据。在这篇报告里，毛泽东针对党内关于“合作社能不能发展”、“能不能巩固 ”的疑虑，针对党内“某些同志看了过去几年合作化发展的历史还是不相信”的精神状态，特别讲了这样一段话：“为了证明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的正确性，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也许不是无益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例如，在抗日时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党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党中央做出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时候(这个文件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在报纸上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发表)，已经有了三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过了两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党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两年时间增加了四十六倍。”“这个决议指出，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而其结果，这一年却发展到了十万个合作社，成为一万四千多个合作社的七倍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党中央决定，由十万个合作社增加五倍，发展到六十万个合作社，结果完成了六十七万个合作社。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为止，经过初步整理之后，缩减了两万个社，留下了六十五万个社，较计划数字超过了五万个社。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社二十六户。”“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到几百户。”“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 由于新中国的农业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一九五五年春季，我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34]

为掌握农村工作的实际情况，正确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认真审阅了各省市和新闻采访部门搜集来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材料，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35] 在毛泽东编辑的这本书里，收录了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材料一百七十六篇，约九十万字，亲笔写了《序言》和一百零四篇按语。针对党内的一些不同看法，毛泽东分析道：“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的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毛泽东曾估计，“ 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这个估计，后来提前实现了。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从农民运动起家的。毛泽东干了一辈子农民运动，在党内很早就赢得了“农民运动的王”的称号。[36] 他对农民和农村的了解，特别是对农民运动在什么情况下是正常的或不正常的，有着特别丰富的社会经历和深邃的理论认识。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里，毛泽东特别指出：“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确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37] 毛泽东是我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是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毛泽东叙述的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里，不难看出，从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始，我国农民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起来，从最初的打土豪分田地和游击战争开始，到组成农业生产上的互助组，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之根是那样深深地生长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沃土中。

五十年前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村合作化运动，不仅是对农村和农民进行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改造，也是对他们进行思想上和的道德上的改造。我们不仅要看到整个农村和农民经济上政治上的彻底改变，更要看到我国全体农民在精神上道德上所获得的历史性伟大进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经济上政治上的社会改造所引发和造就的我国农民精神上道德上的伟大解放和伟大进步，——在中国共产党有组织的思想启发和教育下，广大农民群众起来与自己身上千百年来的旧思想、旧道德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从中培养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同土地制度的改革一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当年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又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对促进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伟大历史作用，无论给以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关于在这方面的研究和阐述，还存在着许多空白，非常值得我国思想界学术界去关注。

毛泽东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我国伟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真实记录，是一部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道德的、制度建设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历史著作，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证据。公开出版这样一部书，是让全国人民，让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改造中国农村的，是怎样领导五亿中国农民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的，中国人民是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举动，是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自身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有信心、有能力、有力量的表现。

“毛泽东在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著名论点。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按语还涉及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绿化荒山荒地，发展副业，提倡养猪，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等。”“这些按语，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度革命热情，对于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坚定信念和急切希望。也充分表现了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气势和风格。当年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受到它们的感染和影响。许多按语的内容，包含着科学的真理，是长期有效的，不但对于农村，而且对于整个的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传（1949-1976）》还这样评价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广大而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没有引起社会震荡，没有出现毛泽东所担心的牲口大批死亡和粮食减产的情况，相反，粮食连年增产。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办了许多单家独户的个体农民根本办不了的事情，在抗御自然灾害中显示出力量，特别是在全国普遍开展规模不等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以后农业的发展提供了长期发挥效益的重要物质条件，为实行机械耕作、机械排灌和科学种田，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都是有着深远影响的。”[38] 这个评论，是符合我国历史的实际和农村社会发展的。

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诞生的土地公有制，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立的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平台，是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一件开天辟地的划时代的创举，由此而产生出来的一系列历史成果、理论思想和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后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认真地总结和参考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③]《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毛泽东传(1949-1976)》(上) 第2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9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列宁全集》第1卷第23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28、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资本论》第1卷第830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7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4页，人民出版社1977版年。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1]《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3]《毛泽东文集》第6卷，6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4]《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2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

[26]《列宁选集》第1卷第3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1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

[28]《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8-430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9]《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4、327页，人民出版社1977版年。

[30]《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2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8年。

[32]《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3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3] 1955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第399页。

[34]《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8-42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5]《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6]《毛泽东传(1893-1949)》第1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484-4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38]《毛泽东传（1949-1976）》第412、4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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