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人为国共商谈问题，以私人名义飞赴延安。在延安期间，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作了10多个小时的长谈。其中与毛泽东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对话，意义深远。黄炎培返渝后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记述了这次延安之行。
1945年夏，黄炎培与褚辅成等6人从重庆赴延安考察。黄炎培此行的直接成果是《延安归来》一书在重庆的出版。正是在此书中，记录了至今仍被时时提起的、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著名对话，即俗称的“延安窑洞对”。黄炎培等的延安行可以说意义非同一般。现将这次活动的有关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宝塔山下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黄炎培等人隐隐感到，战胜日本侵略者、结束抗日战争之后，中国将面临国共重开内战的危险。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进步力量所不希望的，也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他们出于良心和责任心的驱使，想为国事奔走，尽自己所能，为促成国内“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促使国共恢复商谈，避免内战的发生，做一些工作。于是便有相约赴延安的打算。 1945年6月2日，黄炎培与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王云五联名致电延安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大意谓：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我等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势，惟有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盼复。同月22日，延安复电表示：如果当局愿意，是乐于商谈的；欢迎黄炎培等到延安去。电文并说，中共不参加本次国民参政会。
7月1日，黄炎培等6人从重庆启程，乘飞机赴延安（临走那天，王云五病了，未能成行）。机上6人都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们去延安考察，不是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义，也不是以党派的名义（褚辅成、左舜生、章伯钧分别属于国民党、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而是以个人的名义。
黄等6人于7月1日抵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当毛泽东和黄炎培握手时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愕然，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美国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那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黄炎培称赞毛泽东好记性。他回到重庆，每次讲延安之行，都津津乐道这个有趣的细节，十分自得地说：想不到在大群听众之中，竟有这样一位盖世的英雄豪杰！黄炎培等6人在延安实际只有3天时间。每天有半天跟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人谈话，交谈时间加起来有10多个钟头。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只能在延安城内安排一些参观活动。来延安之前，黄炎培对中共的情况已有所闻；通过在延安期间跟中共领导人的长谈，以及参观访问，对中共领袖人物，对中共的施政及延安的政治作风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了亲身感受。
黄炎培说，“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静，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乎意外。”
在毛泽东家里做客时，黄炎培注意到，“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不大连用他的衔名”。他还注意到街头的意见箱，对“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感到兴趣，予以赞扬。 对中共治理延安的情况，黄炎培考察很细。他了解到：公务员每人每年发棉衣1套，单衣1套，衬衣1套，棉鞋单鞋各几双。每天米20两（1945年为了备荒，改为16两），蔬菜1斤。每月猪肉2斤（原来3斤，为备荒故减），油1斤半。通过实地考察，他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强烈印象：边区政府对每一个老百姓都是关心和负责的。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他真诚地谈到了这一观感：“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
“延安窑洞对”
中共通过整风运动转变了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引起了黄炎培的特别关注。他后来这样写到了延安的作风：
“就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毛先生说：我们要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要向老百姓学习……他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这都是中共三年来的新方针。”
“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
又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在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正是从中共与民众紧密相连，从中共的求实作风，从中共“不断地求进步”的精神，黄炎培看出中共前途无限。
在跟毛泽东的交谈中，黄炎培等人提出了两点主张：一、要从速恢复商谈。二、把国民大会问题的进行展缓些。对黄炎培等所主张的两点，毛泽东表示同意，又另外提出些中共方面的意见。黄等说到国共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毛泽东也表示赞同，还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
黄炎培与毛泽东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谈话，是在毛泽东居住的延安窑洞中，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畅谈，即所谓“延安窑洞对”。谈话是在相互平等、相互信任的气氛中进行的。毛泽东把黄炎培当做朋友，黄炎培也视毛泽东为知己，而没把他看作尊贵无比的领导人。他们的交谈是两位好友间的私人谈话。在作风平易、亲切和蔼的毛泽东面前，黄炎培无拘无束，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下面是两人的对话（因读者不易找到这次对话全文，故本文援引时照录原文，不加删节）。
有一回，毛泽东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的感想怎样，黄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他说，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黄炎培当时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毛泽东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他因为对中共寄予厚望，故有上述建言。
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讲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他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历史的回响
返回重庆后，黄炎培等6人把中共方面关于国共商谈的意见向国民党最高当局“很坦白地据实报告”，完成了在国共之间传递信息的使命。
听说黄炎培从延安归来，向他询问延安情况的人非常之多，黄应接不暇。他说：“我无法一一口头报告，在友谊上又不能不报告。”于是撰写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作为公开答复。这是一本公开介绍、热情赞扬中共和陕甘宁边区的书籍，它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出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3个月后即再版，并被辽北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翻印，迅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胫而走。
1945年前后，以各种身份从重庆赴延安的人有多批；他们中一些人也各自出版了延安纪行著作。但没有一人能像黄炎培这样，明确表示对中共领袖和中共施政的赞赏、支持态度，更没有一人能像黄炎培那样，以远大的政治眼光，提出历史上兴亡周期率一类与中共日后在全国执掌政权有重大关系的问题。
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
我读此书，是在它初版近60年之后。读后一个突出的感受是，书中一些见解和议论至今依然发聋振聩。这样一本既有文献价值，又有思想价值的书籍，值得我们反复研读，掩卷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