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仍有人批评毛泽东不注意经济，理由是，毛泽东喜欢搞政治运动。其实，这是就事论事的认识方法，离辩证法是十万八千里的。这种就事论事的、浅近的认识方法，加上我们民族精神上的某些缺陷，让近代中国人，守着极好的地域条件，却沦为“东亚病夫”、落后国家，受人欺凌。抚今思昔，毛泽东和广大的先进分子，不得不从“精神的东西要靠精神的东西去摧毁”，这个思路去探索，一改以往人们的就经济抓经济的方略。因此才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毛泽东的出发点非常明白，就是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锁定方向，并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对这一出发点，中央决议也是承认的。就实际论,这一战略性努力,也有值得今人吸取的真理因素.
诚然，搞政治运动的当时，对经济工作也有巨大影响。比如，工人上班不及时，有些农民种田不卖力，国家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也常遭到各种政治性会议的冲击（由此导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加上，政治运动中，总会有一些人受批评，一些人耽心受批评，还有极少数人总是设“计”谋“伎”去攻击人（不是善意、不是实事求是批评缺点），对经济建设不可能有全身心的投入。更有甚者，极个别的人还有意地破坏。这就不可能使经济工作——在运动的当时——沿正常轨道、作速度正常的运行。但运动之后，“雨过天晴”，运动中摧发（有时也从反面摧发）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总能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这就是1976年之前，毛泽东屡搞运动，实际的经济速度，仍发展较好的奥秘（有政治偏见的人，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事实。然而，事实就是事实。国内外公认的统计数据是明摆着的）。此外，先进文化——通过运动——而不断地强化和沉积，历史价值无限……。
毛泽东的思考，正是这样：事物的运动规律，常常不是在某一事实、某一局部中表现出来的，在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中，规律有时体现在较长一段时间的正反两个方向的运动中。抓经济工作也是这样。尤其是因为经济工作的主体是人，人有思想、情感。好的思想，进步的思想，善的情感，积极热情的情感，能推动经济工作，反则反之。因此，为了经济工作，同时要抓非经济（但归根到底是为了经济工作）的工作，即抓人的思想改造，观念的更新。
从人的哲学理念上说：经济发展和对人、社会的政治改造的二者关系是辩证的。那种由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正确原理出发，而认为任何时候的唯一重要工作只能是抓经济的观点，是肤浅的。恩格斯说：“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影响到经济基础。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原因……。”故而，作为战略家，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但在实际的工作步骤中有时不得不先去重点解决政治问题、思想问题及其他一切社会问题。这也是历史辨证法明确教导我们的。
过去的社会革命，革命战争，即是这种情形的典型表现；也可以视之为社会政治影响经济的最集中、最典型的形式。革命战争对经济建设的暂时影响是显然的，可是没有多少革命者认为这种影响是失误。在和平建设年代，这种辩证运动，也必然时常伴随着我们。为此列宁说：由经济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决不能得出经济斗争是唯一重要的结论。为了避免人们认识上的迷惑，马恩晚年甚至对此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去强调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辩证性。他们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于交互工作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
面对我国今天经济发展的困惑，——我们国民精神相对疲弱，经济本身在拚资源、拚消耗、拚环境中发展，可持续性减小,安全系数也已明显降低……，我们有必要严肃反思毛泽东战略的深刻意义,并作点必要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