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豆蔻年华的贺子珍爱上毛委员。袁文才、王佐说媒，毛泽东成了井冈山的女婿。 1928年2月下旬，毛泽东打算把1927年冬天在宁冈、永新两县所作的社会调查，整理成调查报告，请贺子珍当助手，一个整理，一个抄写，整整忙了好几天，整理出足有一寸厚毛边纸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平生最为珍惜的、称之为“比丢掉任何东西都痛心”的《井冈山调查》。 在象山庵整理这份调查报告的日子里，毛泽东与贺子珍进一步产生了爱情。他俩在紧张的工作之暇，到田里去抓泥鳅，上山去捡松菇采蕨菜。回来后一个烧火，一个煮菜，情趣盎然。此时的毛泽东对贺子珍爱慕已深。而贺子珍呢，她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不仅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也使她第一次认识了一个人，一个比她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男人！毛泽东在危急关头所表现出的镇定自若、善谋果断，以及那眉宇之间流露出的革命家的非凡气质、高超的智慧和大无畏的魄力，都像磁铁一样，深深地吸引着贺子珍，她感到在这样的人身边能够得到愉悦，得到力量。正值豆蔻年华的贺子珍，不知不觉地爱上了毛泽东。 再说袁文才和王佐，也有意促成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合。自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进驻茅坪以来，王佐就一直以犹疑的目光注视着这支部队。他在绿林生涯中吃亏太多，养成了多疑的性格，不像袁文才那样，竭尽全力地支持毛泽东屯兵井冈山；对毛泽东，王佐保持了若即若离的态度。直到过了两个月，他才真正看清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来井冈山是为了打土豪、打国民党，决不会做出弱肉强食的事情，于是决定接受共产党领导，邀请毛泽东派党代表到他的队伍中去工作。在工作中，袁、王二人发现了毛泽东的才干，他们很想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于是就想出了联姻的妙法。 一天，袁文才对王佐说：“我们要想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当我们的向导，要想个办法。” 王佐很同意，说：“我看贺子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要是毛泽东讨了贺子珍，就成了我们井冈山的女婿，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袁文才想了想，说：“我也这样想过，能这样当然是好，她和毛委员相配，郎才女貌，最为合适。况且大家也看得出来，毛委员待她相当好。”于是，他俩决定极力促成此事。 目光睿智的毛泽东，深知团结好袁文才、王佐，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上山伊始，他便采取了旨在取得袁、王信任的各项措施，他曾告诫部下：井冈山上的事，袁文才、王佐不同意就不要办。因此，当袁、王二人向毛泽东提出这桩婚事时，他已经感觉到，如果他拒绝了这桩婚事，对袁、王将是一个刺激，使他们对于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进行长期斗争的方略产生疑虑。尤其是性气豪爽的王佐，不久前才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才把党代表何长工派到他的队伍上去，不可在这个时候挫伤他的革命热情。于是毛泽东权衡再三，同意了这件事情。 其实，与其说毛泽东同意这桩婚事是为了革命利益，不如说毛泽东实际上已钟情于贺子珍，两人已是互生爱慕、情真意挚，这是最重要的内在因素。再说贺子珍，虽羞涩不已，但经袁、王二位大哥一说，加上毛泽东情热如燃的追求，他们相爱了。 正当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爱情日益炽热之时，一次意外的事情给他们的爱情生活增添了一个小插曲，平生了几分浪漫。那是1928年3月中旬，湘南特委突派代表周鲁来到宁冈，向毛泽东宣布特委决定：撤销前委，毛部开往湘南支援暴动。毛泽东只得率两个团出发湘南。临行前的晚上，在砻市刘德盛药店，毛泽东同贺子珍话别，双方互道珍重，贺子珍以一只精美的柚皮烟盒赠他，嘱他早日返回湘赣边界，两情依依，不忍别离。 毛泽东走后，贺子珍在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的邀请下，便回到永新县委帮助工作。4月，毛泽东从湘南回到宁冈，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也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的部队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忙完了这些事情后，毛泽东便赶紧给永新县委写信，催促让贺子珍回来。刘真见贺子珍工作得力，不愿放回，于是就扣下了此信，没有让贺子珍知道。毛泽东连写两信，均不见贺子珍返回。心中有些着急。到5月中旬，毛泽东又写一信，大意是：你刘真怎么搞的？特委将要成立，决定调贺子珍同志为秘书，你为何总不放人？然后派勤务员龙开富持信去永新接人。刘真见信，情知毛泽东发了脾气，只好让龙开富把贺子珍接走。 袁、王二人知道这件事后，知道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感情发展极好，大为高兴，乘势催促毛泽东举办婚礼。就这样，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婚礼于5月下旬的一天在象山庵中殿举行。婚礼很简单，没有置办酒席，亦不曾搞仪式。毛、贺亦是平常衣着，随便与大家说笑。袁文才头天晚上只告诉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当时朱德与陈毅在永新）及龙超清几人。这天的清晨，袁文才、王佐各带一些人来到象山庵，连同红四军留守处的战士，众人围着几张方桌，吃了油炸蕃薯片、炒花生之后，多数人告辞离去。袁、王及伍若兰、龙超清等人留下吃了中饭、喝了袁文才带来的水酒，大家向毛泽东、贺子珍敬酒祝贺，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结合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基础。沟通他们之间感情的是共同的兴趣与爱好，共同的革命追求，而不是金钱和物质。就是在他们结婚时，也没互赠贵重的纪念品。贺子珍只是送给毛泽东一只多用挎包，这个挎包是贺子珍用了12天的时间日夜为毛泽东特别缝制的，挎包是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缝制的，设计奇特而适用，专有装“文房四宝”的大小多层口袋。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赞赏贺子珍的心灵手巧和善解人意，情不自禁地说道，“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 这个挎包成为毛泽东与贺子珍之间纯真感情的见证，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这个挎包跟随毛泽东爬山涉水，形影不离。毛泽东酷爱书法，贺子珍也写得一手好字，因此，切磋书法技艺成了他们沟通感情的重要媒介，成为他们感情世界中一种美好的追求和享受，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寄托。 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后不久，由于毛泽东记挂红军在永新农村帮助分田的事，就带贺子珍一道来到永新的塘边村，他们的“蜜月”是在那里度过的，所以亦有毛贺在塘边结婚的说法。 不久，他们有过一次小别。那是1928年“八月失败”后，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根据红四军主力在湘南受挫的困难处境，决定由毛泽东率一个营的兵力去桂东迎接主力。当时毛泽东正率第31团和地方武装在永新同敌人作战，接到指示后，他便准备出发。临行前，他满怀信心地对贺子珍说：“等我把大部队接回来，就给你写信，你再回井冈山来。” 很快，毛泽东迎接主力大队回到井冈山，他很惦记贺子珍，第二天便写了一封信，要贺子珍马上上井冈山。贺子珍虽费了点劲，但也很快就来到井冈山。小别重逢，加上得胜归来，毛泽东虽鞍马劳顿，有些憔悴，却满面笑容。他详细询问了贺子珍在他走后所做的工作。贺子珍一一讲述了一遍，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你进步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比过去强了。” 贺子珍回到井冈山后，同毛泽东住在茅坪攀龙书院的八角楼里。他们在那里一起工作、生活。他们在八角楼的住处，陈设十分简单，一张书桌放在临窗的地方，桌上那盏小油灯。晚上的光亮从窗棂上透射出去便是人们所说的“八角楼的灯光”。这张小小的书桌和幽暗的灯光陪伴着他俩，给他们简朴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也给他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