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三、毛泽东的诗公开发表，被江青当作了粉墨登场的政治资本。 50年代，江青曾四次访苏，名义上养病，实际上也在从事一些外交活动。从苏联回国后，江青继续过着休息疗养的日子，通常是春天到杭州，夏天去北戴河或青岛，秋天到上海，冬天到广州，因此，毛泽东曾经说她是“候鸟”。在疗养中，江青仍在想方设法跻身政治舞台。1954年，江青插手关于“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这场运动。 江青搞摄影是从1949年夏在苏联养病时开始的。她逢人喜欢炫耀自己摄影技术高明过硬，说她有一次为了要拍彩霞，竟耐心花了20天的工夫。据后来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调查所得，她使用的照相器材、胶片、照相纸，以及洗印药品等都要进口货。1972年她一次就从香港买了伊曼彩色底片6万米。1971年7、8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同时登出她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总题的13张摄影作品，署名峻岭，每张都是占了全页版面的彩色照片，其中还有一张是林彪在读红宝书。 实际上，江青在此之前的十多年内，亦非安分守己，沉默无闻。她以治病疗养为名，曾四次去苏联，回国后又不断地巡回于各大城市与风景区之间。 江青初去苏联是1949年4月，除自己查病之外，还带了女儿李讷去割扁桃腺。经医生检查，她只是官能性神经过敏，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况，不必住院，只须疗养一个时期就可以了。她到海滨索契等名胜之地的疗养院度夏之后，于当年秋天带着动好手术的李讷回国。 二次去苏联在1952年8月。因为上半年参加武训历史调查下乡两次，把她累坏了，得了慢性胆囊炎。这次去做胆汁引流，又去黑海作矿泉理疗，还割除了扁桃腺，过了第二年的春天才返回北京。 1955年7月，江青第三次到苏联。这是因为妇科发现她的子宫颈口糜烂发炎，有致重癌的可能。她一听大急，不顾盛夏再去医治，但苏联医生表示尚需观察等待一下。她就返回国内，召集不少名医会诊。之后，先由妇科大夫将她的病历和病理切片送往苏联，自己则半月后再动身。这次是她四去苏联了，住到1956年春天，她的子宫颈口痊愈，慢性胆囊炎消失，方才归来。 江青前后四次去苏联，除了医院和疗养所之外，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随从有医务人员、警卫员、厨师、司机等。她的私人秘书和翻译，原有一中一苏两人，也尚嫌不足，后来又分配来一名留学生。她在所谓的休养日子里，大半时间是看欧美影片，由译员在旁边专为她翻译解说。此外就是玩照片，或叫人陪着打牌、跳舞。她吃腻了俄国菜，竟要从中国国内将蔬菜、水果用专机运去。然而她还不称心，认为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苏联高级领导官员的接见，是对她的很不尊敬。 江青在苏联也不单是休养，曾参与过一些外交活动。1949年初刘少奇访苏，当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苏方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也请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见，不过主要是斯大林同刘少奇对话。后来大家鼓动江青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看江青很年轻，怕她应付不了这个场面，便离座在厅中走动。其实，江青并不怯场，她站起来，举起酒杯，不慌不忙地说：“我举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希望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斯大林听了非常高兴，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 同年10月底，毛泽东访苏，准备向斯大林送一些寿礼（斯大林70寿辰），礼品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去办理。江青也插手了，她提出一定要带山东的特产。于是除湘绣、瓷器、茶叶、竹笋外，山东的大葱、大白菜和大萝卜几乎占了一车皮。 江青回国后，继续过着休息疗养的日子，她常常喊头痛或肚子不舒服，出门坐汽车要用枕头垫着腰背，走路由两个人搀扶，还怕路不平。但尽管如此，晚上仍旧看戏看电影，逢有舞会必定参加。 她经常离开北京，在疗养中，她仍然想重返政治舞台。1954年9月中旬，她曾忽然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即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一文，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这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10月16日，事态发生重大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 10月23日，《人民日报》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随后，江青病了。一病就是7年———从1955年病到1962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1961年9月9日，毛泽东写了《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首七绝，即：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里的李进，即指江青。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为毛泽东拍摄了许多幅相当精彩的照片。最著名的是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的那幅，题为“冷眼向洋望世界”。“仙人洞”这幅风景照也是江青的得意之作。1963年这首诗公开发表，被江青当作了粉墨登场的政治资本。 事实上，江青拍照之前，已经了解到毛泽东的诗意。她专门召集了几位摄影家一起研究照片的构思，然后由摄影家们去选定了实拍的地点，还安装了电话专线，一俟景物和气氛符合拍照的设想时，立即请江青前来拍摄。江青到现场，一切早已准备就绪，她瞧瞧镜头表示满意，便按动快门，拍几张彩色的，又拍几张黑白，然后扬长而去。底片由摄影家们收拾冲洗，印放了许多照片之后，再请她去选定认为最标准的一张。 1962年7月6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觉得大有文章可做，便萌发了再一次爬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野心。 1962年9月，她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正在这时候，她听到柯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于是她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把柯庆施找来，而施则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姿态。 “我支持‘大写13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于是，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江青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如今，人们一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却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此文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