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贺子珍最终没能回到毛泽东身边来。毛泽东回信希望她保重身体，顾全大局。1959年，他们终于在庐山见了最后一面。 1949年初，毛泽东又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至北平香山。在那里，他遇到了贺子珍的妹妹贺怡。两人谈到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说：“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贺怡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到东北去接姐姐南下，当她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山海关站时，上来两个人，自称是组织上派来的。他们说：“你们只能南下，到你哥哥那里去，这是组织决定。” 贺子珍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有人从中阻挠她和毛泽东重逢。她沉默着，没说话。贺怡为姐姐力争，然而是徒劳的。她们只得来到上海，住在哥哥贺敏学家里。 后来贺子珍到杭州接受谭震林的安排，担任省妇联副主席职务。 1950年，贺子珍同兄嫂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他们3人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很快回了一封信，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看了这封信，贺子珍明白她想回到毛泽东身边是不可能的了。1954年，贺子珍在上海哥哥家休息，恰好收音机里正播送毛泽东的一次讲话录音，贺子珍听得发呆了，这声音给她的刺激太大了，她心灵的创伤又一次迸裂了，她病倒了，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贺子珍生病的消息，他流着眼泪，提笔给贺子珍写了一封信，叮嘱贺子珍要好好吃药，不要抽烟。殷殷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毛泽东又派娇娇来上海，代他探望贺子珍。临行前，毛泽东对娇娇说：“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照顾，带她去治病，但不要说她是为什么病的。”他还让娇娇捎来一封信，劝贺子珍安心养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贺子珍看信后，病情竟慢慢好起来。她也肯吃药了，还把烟戒了。 毛泽东不时地给贺子珍捎来吃的和用的东西。当知道贺子珍为听他讲话的声音而烧坏了一台收音机，就买了一台当时国内最好的收音机送给她。有一次还捎来1000元钱。他虽劝贺子珍不要抽烟，可有一回，外宾送给他一条外国名烟，他打开一包抽了一半时，忽然想起贺子珍爱吸烟，就把剩下的9包连同已抽过的半包，一同送给了贺子珍。本来已戒烟的贺子珍，看到烟就又吸了起来。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捎来的许多东西，不仅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了自己对他的思念之情，还叮嘱毛泽东要防止像王明那样的人害他。 很快，毛泽东便回了信，信中说：我身边绝无王明之流那样的人，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请你放心。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兢兢业业，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贺子珍也常常通过娇娇给毛泽东捎去吃和用的东西。毛泽东爱吃南方的青菜，贺子珍就弄些芥菜、边笋等给毛泽东捎去。有一次，贺子珍还给毛泽东捎去一个精致的骨雕耳挖子。毛泽东是油耳朵，不时要清理耳中的油垢。这个习惯，贺子珍记住了。 娇娇成了毛泽东与贺子珍沟通联系的桥梁。毛泽东和贺子珍虽天各一方，却彼此系念，两情依依，感人至深。 1959年7月的一天，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等来看望正在南昌休养的贺子珍。水静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 大姐恰好在厅堂休息，一见我们进屋，又是让坐，又是倒茶，非常热情。在问过大姐的生活起居之后，我便“言归正传”了。 “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我用一种传达指示的口气说，“我们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大姐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见她欣然同意，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我说，“明天下午三点我们来接你好吗？” 按照尚奎事先的安排，我们把车子直接开到特地为大姐准备的住处：涵洞左侧的“二十八”号房。这里附近只有几幢房子，都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吃过饭，安排好大姐休息之后，我先给尚奎挂了电话，报告我们到达的消息。尚奎叫我陪着大姐，不要随便离开。接着，我又和主席联系上了。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主席问道。他好像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我回答说。 次日中午，我趁大姐午睡的机会，独自乘尚奎的车，到了“一八O”。主席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我。我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汇报了一下，并且告诉主席，大姐情绪都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主席点点头说，“今天晚上九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我说。 “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主席又说，“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我想起旦华是原毛泽民的夫人，她们之间的感情会更亲近些。而且我又是和旦华一同接大姐上山的，便问主席：“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主席回答说。 显然，主席很谨慎，想要尽量缩小知情面。一切问清楚了，我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主席紧锁着眉头，使劲抽着烟，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像自言自语似地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待我赶回“二十八”号时，大姐午睡还未醒。 我很困，但是睡不着，直到我坐在“一八O”值班室等候大姐时，仍然处在一种十分兴奋的状态之中。 “铃、铃、铃……” 清脆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拽了出来。这是主席召唤小封。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捉摸，也许谈得不错吧，要不怎么谈这么久呢，人哪，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 一会儿，小封把贺大姐扶进值班室，让大姐坐下，然后对我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我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他夹着烟的手朝我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之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见面突然，分离更突然，难道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20多年来盼望的相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大喜变成大悲，使贺子珍的情绪出现了大起大落。她再也经不起这种感情上的起落和折磨，她又一次病倒了。此后贺子珍的情绪一直显得抑郁，心情沉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逝世重重地创伤了贺子珍孤独凄楚的心，但她却表现得异常的镇静，饱经忧患的她，已经变得更刚强了。她没有流泪，只是对前来看望她的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说：“你们没有好好照顾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之后，她派侄女贺小平、外甥女贺海峰，代表她到北京奔丧，在毛泽东的棂前献上心香一瓣。 “四人帮”垮台后，1979年党中央派专机把贺子珍接到北京，使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她第一次踏上了首都的土地，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而不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屏幕，看到了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她坐着轮椅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在毛泽东坐像前，她献上了一个1.5米高的桃形绢花编成的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她是无愧于毛泽东战友的称号的。 1984年4月26日，贺子珍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走完了她一生坎坷不平的路，享年75岁。 |